东南沃壤 一都巨会日前，作为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系列之一的《浙江文史记忆鹿城卷》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该书约请众多文史专家学者分篇撰写，历时两年有余，数易其稿，最终形成九个章节37万字的书稿，通俗性地讲述了鹿城区从古至今的人文历史，可谓一本了解鹿城的入门书。这里节选刊登该书《绪论》。

　　鹿城之名，来自“白鹿衔花”的传说。1700年前，永嘉（温州古称）设郡筑城时，有白鹿衔花翩然而过，人们以为吉兆，因此取名“白鹿城”，又名“鹿城”。

　　鹿城一直是历代郡、州、专区、县治所在地，有“东瓯名镇”之称。南朝梁著名诗人丘迟曾任永嘉郡守，称此地“控带山海，利兼水陆，东南之沃壤，一都之巨会”，描述了鹿城的繁华。今日鹿城作为温州首善之区，是温州市的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综合实力稳居“全国百强区”50强。

　　山环水抱的鹿城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是先民们的栖居地。2002年曹湾山遗址的挖掘，使这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大型岗丘聚落遗址，呈现在世人面前，上千件文物和大量陶片的出土，揭示了史前文明的密码。

　　西汉年间，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温州历史上最早的城东瓯国都。汉惠帝三年（前192），汉朝廷正式封立东瓯王国，这是温州有行政建制的开始，东瓯王驺摇被尊奉为温州的人文始祖。

　　而至今有实物可考的古城遗迹是1700年前的永嘉郡城。东晋太宁元年（323）设永嘉郡，相传堪舆学家郭璞登高卜城，远望九山环列，恰如北斗星座，于是打破常规，跨山筑城，城基坚固。北临瓯江，东、南半岛综合体育、西三面皆有护城河；城中挖五潭，象征“五行之水”；凿二十八口井，按二十八星宿布局，从而形成“倚江、负山、通水”的城市格局，江、屿、山、河、城浑然一体。

　　这里的“屿”，指的是瓯江中的江心屿，它是温州的文化地标，古城上千年的历史都在这座孤屿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。从谢灵运首次登岛到李杜追慕神游，从王十朋亲仰圣驾到文天祥誓死抗元，从南宋高宗驻跸到宋末二帝仓皇登临，从近代温州开埠到英领事馆废立，可以说，江心屿见证了鹿城的千年风霜雨雪，堪称是一座露天历史博物馆。

　　“山脉为屏障，江河为城濠”，千百年来，这座依照天象、五行等堪舆学法则建造的古城，被称为“山水斗城”，城址和布局历1700年基本保持未变，人居与生态环境达到高度和谐。2016年，国务院公布温州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
　　温州地理最早的记载，公认是《山海经》里的“瓯居海中”这四个字突显了古代鹿城与海洋相伴的地理优势。通江达海，依山拓海，温州先民在与海浪的搏击中，逐渐学会了高超的造船技能，掌握了丰富的航海技术。宋代温州发展为全国十大造船场之一，元代温州工匠能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大船。

　　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，港口也得到快速发展。唐代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，南宋时期更是进入鼎盛阶段。瓯江上千帆竞发，江心屿上的东西双塔不仅是佛塔，更是引导船只夜行的航标灯。鹿城通过水上航线与国内多座城市相通，还与高丽、真腊、印度以至非洲等国家有商船来往，城内“番人荟萃”。

　　“商”是温州这座港城的重要标签，南宋时期温州学者共同创立的永嘉学派即为重商学派，提倡事功之学，主张“通商惠工”，不空谈性理半岛综合体育，注重从实际出发。这种思想理念熏陶影响着一代代温州人，形成独特的精神传统、文化基因。温州以其发达的手工业、频繁的贸易往来而成为一座商贸重镇。

　　历史上多次人口大量迁入的“移民潮”，以及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引种成功，都使鹿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，南宋诗人徐照曾描绘“十万人家城里住”。人口流动带来不同类型的文化交融、各具特色的手工技艺，城内大小店铺密布，诸行百业齐全。温州作为“百工名城”，制作精良的瓷器、漆器、木雕、丝绸、蠲纸等手工业产品，从这里启航运往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。商税收入不断增加，一度超过宁波、泉州、潮州等港城，甚至达到全国各地平均商税的7倍。

　　清光绪二年（1876）《中英烟台条约》签订，温州设立英国领事馆、瓯海关等机构，从此“瓯为海国半岛综合体育，市半洋商”，温州的贸易伙伴由以周边国家为主转变为以欧美为主，进出口贸易显著增长。宁波、台州、福建等地商人接踵而来，大大拓展了国内市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温州港迎来新生，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外贸港口。

　　鹿城自古文风鼎盛，俊采星驰。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大批名人先贤，有温州人文始祖东瓯王驺摇、永嘉大师玄觉、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、诗风清新野逸的“永嘉四灵”、浙派古琴创始人郭沔、词人卢祖皋等，有历代名臣黄淮、张璁等，还有现代新文化运动巨擘郑振铎、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焘、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等等。此外，还有一批曾寓居鹿城的名士大家，如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、一代高僧弘一大师、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等人，相传书圣王羲之也曾来到鹿城，留下“墨池”等遗迹。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照亮了鹿城的文化星空。

　　鹿城的文化教育启蒙始自魏晋南北朝时期。孙绰、谢灵运、裴松之、颜延之、丘迟等南下士族，先后出任永嘉郡守，他们“助人伦，成教化”，大力促进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相融合。发展至唐代，永嘉大师玄觉创立永嘉禅学，温州本土文化渐为世人关注。南宋则因永嘉学派、永嘉四灵等的出现，文化达到高峰，人才辈出，被誉为“温多士，为东南最”。整个南宋时期，温州进士数量居全省第一、全国第二。其中两位状元来自鹿城，他们是南宋木待问和明代周旋。

　　辉煌的科考成绩得益于温州教育事业的发展，府学、县学蓬勃兴起，民间书院遍地开花。华盖山麓设立的永嘉郡学是浙江最早的官学，后迁建府学巷，改为温州府学。北宋时华盖山麓又建起永嘉县学，明清时曾多次扩建学舍，成为浙东最具规模的县学之一。此外，还有民间兴办的大量书院、社学、义学上百所。温州书院数量之多、质量之高在全省名列前茅。鹿城有王开祖创办的东山书院、周行己创办的浮沚书院、薛季宣创办的稚新学塾、陈傅良讲学的南湖塾、王致远创建的永嘉书院等，都是当时名闻遐迩的书院。名师硕儒在此讲学授业，开展学术交流，传播思想理念，极大地弥补了官学数量的不足，满足了乡里士子求学的渴望。

　　近代中西文化碰撞，引发中国传统教育革故鼎新。西方传教士在鹿城先后创办育德女学（温州第一所女校）、艺文学堂，温州有识之士也纷纷探索教育强国之路，新式学堂、职业学校相继开办，培养了大批人才，为温州地方乃至国家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。